环保力度加强，厂家出库减少！
比如，美军当前正是利用民间高科技人才，通过地方招募、军地培养和加强后备人才储备等方式，实现军地合力培育军事人才。
一方面，要严格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同等受法律保护，同样不受侵害，给民间投资吃上定心丸。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营商环境建设 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激发实体经济发展的活力，也有利于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中吸引国际资本参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当前，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在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体制环境上破题发力。（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经济日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实体经济 供给侧改革 。以激励创新为重点推动企业制度变革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细胞。
实体经济是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根基所在。着力解决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 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所在。通常，将各级各类教育在各阶段的辍学人数、毕业后不再升学人数相加，能够大致得到当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的人数，我们可以将其称作新成长劳动力。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全国六个大型城市（上海、广州、福州、武汉、沈阳、西安）开展了最新一轮城镇劳动力调查（CULS-4），结合前面三轮调查数据的对比，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中国近年来各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态势，这与我们早先的判断略有不同。以上这些都是从供给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活动人口数字放在图中，以便进行比较，虽然从实际数据尚不能知道其是否到达峰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跟上步伐，导致单位劳动成本提高。
总体的画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之前大致为10.3%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为7.6%，2016~2020年期间如果不发生重要的改革和经济刺激政策，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平均6.2%。如果劳动参与率在一定时期大致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会随之减少。
由于这是因为对潜在增长率做了不符合实际的假定，因此，我们将以此为基础计算的增长缺口称为虚幻缺口。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真正构成有效供给的是劳动力市场参与者，也就是经济活动人口，即正在工作的人以及失业者。特别是在情景三，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更加明显，假定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各领域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套和同步，形成政策合力，确保改革红利持续最大化，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依据以上改革情景，给出了一个较为可能的预测。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是，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存在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首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呈负增长态势。目前，中国通过劳动力重新配置，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在变得更加缓慢。
然而，如果工资上涨过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滞后以至于难以支撑工资的增长，则直接后果是大大提高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继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伤害，反过头来也会造成对劳动者造成伤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
下面，我们主要以表2中的各项改革为例，简单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影响。按照中国经济在不同改革情景下的潜在增长表现，我们可以回答，中国在什么时候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阶段，从而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只不过反映一个经济中的潜在劳动力资源的话，那么，经济活动人口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二、近中期的L型增长轨迹 虽然我们不再期冀产生一个V字型的速度反弹，但是，从供给侧施力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因素，取得潜在增长率下行曲线更加平缓的效果，分别形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如图中从左到右看，分别是基准情景，即在没有实质性改革情况下的增长趋势，以及从情景一到情景三，即改革力度逐步加大的情形。实际上，中国在2004年左右经历刘易斯转折之后，资本-劳动比迅速提高，与之相伴随，资本回报率发生了明显下降。需要指出的是，预测所呈现的美好前景，是以得到情景三的改革红利为基础的，而情景三的改革所需要的力度最大、最深刻，难度也最大，现实的改革力度和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超常规的教育发展政策，又极大促进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下，目前可以用于重新配置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配置完毕，由此再难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观改善。
这样一来，在增长速度下限和上限之间，实际增长曲线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L型的中期增长轨迹。三、更长期的L型增长轨迹 只要各项供给侧改革得以积极推进，改革红利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中国经济也有望在较长时期内实现L型增长轨迹。
事实上，当阻碍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时，采用刺激总需求的方式，往往能够较快奏效，使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长率，这也是中国经济过去所以能够呈现出V型复苏的原因。如果增长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运行没有达到潜在增长能力，还有可以从需求侧进行刺激的空间。
从中可以看到，劳动力供给在2011年之后仍有一个短暂的提高阶段，2015年是其峰值，之后则呈现负增长态势。通过测算中国出口产品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也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本文原刊于《财经智库》2017年第2期，原题：两个‘L型轨迹——中国经济增长中期和长期展望。第二，按照预测的劳动参与率，把劳动年龄人口调整为经济活动人口。
）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L型 。一反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呈逐年下行的趋势，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间呈逐季下行趋势，2016年每个季度都保持在预期的增长速度区间内，并实现了全年6.7%的增长率。
与实际增长率的对比可知，目前已经不存在可供填补的负增长缺口，进而可见，不应该再对V型增速反弹抱有希望。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的完成，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进入加速上涨轨道。
到了2050年，中国的高收入水平得到巩固，人均GDP可达到52000美元左右，跻身较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对于此前的持续减速趋势，这个部分由于改革红利的释放、部分由于总需求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率，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短期的L型企稳变化。
按照定义，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计算出经济增长缺口。相关研究表明，中国2004~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从24.3%下降到14.7%，以年均5.7%的速度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出于前面所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发生了明显下降，十三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6.2%左右。
第一，我们采用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这样可以包容延迟退休等效果对劳动力供给的正面影响，同时也为了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进行比较，并且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定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5~59岁人口为93962万人（占总人口的70.14%），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小普查）推算数据，全国15~59岁人口为92471万人（占总人口的67.33%），五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
根据不同假定前提下的预测，我们认为在十三五这个近中期内，中国经济的合理速度区间，应该在平均6.2%与6.7%之间，但是，无论下限还是上限，均会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3中所示）。受此启发和鼓舞，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预期，在依靠改革释放红利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在中期实现另一个更加明显的L型增长轨迹。
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工资继续上涨，如农民工工资2015年实际增长7.2%，达到每月3072元。如果我们预期从2017年开始，改革红利适度地逐渐释放，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这样的趋势，即按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规律，低于以往的增长速度，然而下行的速度比2012年以来的情况更加平缓，同时在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保持大体上6.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会使得今后的实际增长显示出向增长区间上限靠拢的趋势（虚线线条所示）。